寓言式电影：现实主义创作的新拓展

原标题：寓言式电影：现实主义创作的新拓展

　　电影《一出好戏》海报 资料图片

　　【文艺观潮】

　　近年来，国产电影一个令人瞩目的创作趋势是寓言式电影的集中出现，它展现出当代中国电影创作者强烈的表意欲望。这一电影创作趋势的核心表现是创作者营造出鲜明的电影假定性，并在这套假定的基础上，试图用电影语言去概括更宏大的人性、社会和历史，甚至是探讨抽象的哲学话题。从2018年的《一出好戏》《动物世界》《邪不压正》《西虹市首富》，到2019年贺岁档的《疯狂的外星人》，都可以被视作这类电影的代表。寓言式电影的集中出现，首先拓展了影视艺术与现实之间的丰富联系，进而在形态与风格等方面体现出可贵的创新——它意味着中国影视创作者们已经发现，表现历史和当下的现实主义创作还有更丰富的形式。

　　为理解时代与个体的关系提供当代渠道

　　在我国的文学传统中，《庄子》不仅提供了最早的关于“寓言”这一文类的命名，也展示出寓言与历史叙述之间的密切关联。其中有很多则经典历史寓言，以夸张地改写历史真相的方式来传情寓意。此后，寓言一直是历史想象和历史叙述的一种特殊方式，而寓言式的影视作品则为我们深入历史肌理去理解时代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当代的渠道。

　　《邪不压正》和姜文此前执导的大多数作品风格保持一致——皆尝试通过个体传奇故事来探究现当代中国大历史。这些电影作品的历史叙述具有矛盾性：一方面，作品试图利用影片中不同角色的身份和对白指涉真实存在的历史细节，甚至让他们直接参与到历史中，留下痕迹、线索；另一方面，又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消解甚至摧毁电影与历史之间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进而去反思和嘲讽既有的认识和观念。《邪不压正》对于不同语言混搭式的使用，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历史寓言的有趣案例。影片开始，我们意外地看到，主人公李天然的美国上司在用母语下达命令时蹦出来中文和法语。这种混搭提供了一种笑料，刻意地用电影手段消解了历史的严肃感。随后，亨德勒医生在北京腔和英语之间流畅切换，甚至用北京俚语教训李天然，这种超现实的笑料仍然延续着。但是，当我们听到根本一郎用蹩脚的中文教一群中国人读《论语》时，语言的混搭开始展示出寓言的力量——这个场景当然不是历史本身的逼真描绘，它的目的在于通过明显不可能出现的场景展开对真实历史的思考，尤其反思文化身份的融合与互动。

　　这种基于历史背景的寓言体的电影并没有完全架空世界观，它微妙地保持着和历史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感的营造和控制，本身也成为用故事表达寓意的一种艺术手段。《邪不压正》给我们展现了北平的历史景观，如影片常常通过人物对白和字幕刻意地强调历史真实存在的地址。但是当演员彭于晏饰演的李天然在北京四合院的房顶出没，影片又将观众抽离出真实的历史现场——具体的、细节的生活史被片中角色们踩在脚下，不论是钟楼还是裁缝铺的天台，都是在历史的第二层面上搭建起来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空间，传奇和寓言正是发生在这个象征性的而非真实的空间层次中。

　　最终，这种对历史的电影叙述成为关于历史的寓言。虽然以卢沟桥事变之前的北平作为历史背景，但导演并不着意于历史的精确描摹，而是借用历史抒发自己的感悟。《驴得水》《黄金大劫案》等也可以归为这一个类。这种类型与风格部分地来自于昆汀、科恩兄弟等黑色喜剧导演与历史叙事相遇带来的惊喜，尤其是《无耻混蛋》和《阅后即焚》中对于历史的解构。而当其广泛地出现在当下的中国电影创作中时，则体现出当下创作者强烈的表达欲望。

　　从真实生活和假定世界中发掘哲学命题

　　另一类寓言电影则对个体展开探讨。比如《一出好戏》，将故事建立在孤岛这一经典寓言情境上。为了生存，片中的人们先后经历了人类社会的狩猎时代、资本时代和信息时代三个阶段。每个人都要在自私和友善之间作出选择，小王发现大船之后变成了疯子，小兴用亲情绑架的方式夺取张总的财产，都极具批判色彩，让这则关于人性善恶和人类文明的寓言实现了比较深刻的主题陈述。宁浩执导的《疯狂的外星人》同样是一部通过假定情境完成的寓言故事。主角耿浩对耍猴这项“国粹”全身心投入，每日西装革履，在世界公园里认真表演。然而，游客们对他的卖力演出兴趣不大，稀稀拉拉的几个人有的玩手机、有的打电话。在电影故事的开头，耿浩不仅面临着五指山要被改造为火锅城的威胁，唯一的猴子欢欢也因为骨折而无法表演。这时，从天而降、失去了超级能力的外星人成了耿浩的救命稻草。他的伙伴大飞则有另外的想法，开酒类专营店的他看上去很“社会”，却屡屡投资失败，成为被各类骗局收割的“韭菜”。在他的眼中，充满灵性的外星人奇货可居，可以卖个好价钱。总之，这是两个有着不同人生打算的同伴，耿浩坚守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大飞希望抓住每一次紧跟时代的机会，但他们都被时代越抛越远。